云月江山八千里 山水古迹皆入画

      上小学的时候,我们学过宝岛台湾、日月潭;上初高中的时候,柏杨、李敖、林清玄、林语堂、余光中、龙应台、席慕蓉、琼瑶、三毛、古龙的作品是最常见的课外读物,他们对我们这代人深有影响;工作后,想去宝岛走一走,看一看。偏赶上了蔡英文上台,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“九二共识”,令两岸关系每况愈下。现在加上疫情,去台湾旅游也愈发成为一个奢望。

      学习摄影后,飘在思密达渐渐接触了解一些摄影家及其作品。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阮义忠是飘在思密达比较喜欢的摄影家之一,他在《正方形的乡愁》、《失落的优雅》和《人与土地》等作品中,记录了台湾平常百姓的生活,人文主义的温暖视角对飘在思密达深有触动。2019年1月18日,飘在思密达与他在首尔缘铿一面,至今深以为憾。

      两岸关系之前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危机,是文化交流开启了两岸交流的先河,增进相互了解与感情,在打破隔离方面起到先锋作用。2019年末,飘在思密达有幸在首尔采访了台湾赴大陆办画展的第一人江明贤,多少弥补了年初错过一位大师的遗憾。

      2019年11月11日至16日,国立台湾师大美术研究所名誉教授江明贤个展“云月八千里——江明贤墨彩巡回展”在首尔中国文化中心隆重展出。江明贤教授就学时期曾受教于溥心畬、黄君璧、廖继春、李石樵、林玉山、孙多慈等中国画坛前辈名家;后留学西班牙,游历欧美,汲取西方美术特点,逐渐成就他融合中西、极具个人特色的创作风格,对大型古迹、建筑群与城市即景入画尤有心得,被誉为当代最具代表性和最杰出、也是少数进入国际拍卖会的中国台湾画家之一。

      ▲如何开始走上绘画之路,简单介绍一下从艺经历。

      江明贤:从小喜欢画画,在学院里学习;高中上师范学校,接受专业训练。毕业后到小学教书,也教美术,结束义务性服务后考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。做了4年老师,又到西班牙中央艺术学院攻读了硕士学位,系统地全面地接受了美术教育。艺术创作大概可以分为学院派时期(1958至1968),留学西班牙、旅寓欧美时期(1973至1977),返国后的乡土题材和赴日发展时期(1977至1987),大陆风光创作时期(1988至1997),古迹巡礼时期(1997年之后)这么几个阶段。

      ▲听说江老师是台湾赴大陆办画展的第一人,介绍一下当时的过程;两岸文化交流还需要做哪些努力?

      江明贤:1987年末,我到香港,偶然的机会认识新华社的工作人员。1988年初,我在香港办展览。当时新华社来人,表明意思想要邀请台湾的中生代画家到大陆办展,从文化领域开启“破冰之旅”。两岸关系缓和后,我开记者会发布将赴大陆办展的消息。结束这次行程回到台湾后,等待我的却是“禁止出境两年”的处分。没过几个月的时间,日本邀请我去办展。官方觉得放我出去也不对,不放我出去也不对,要求我写悔过书,局长还要请吃饭。我没有吃饭,也没有写悔过书,因为我没有错。他们怕日本媒体炒作对台湾的影响不好,怕担责任,最后就放我去日本。

      文化是无形的力量,两岸的文化交流只会向前发展,这种潮流无法阻挡。当然,两岸交流还存在瓶颈。两岸交流风格不一样就会有理念上的冲突,因此才更需要互相学习,互相了解,才会进步。交流的目的是为了创新,把中国画发扬光大。没有学习,就不会茁壮成长。中国的文化之所以伟大,是因为包容性。历史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撞击,也是有包容而后茁壮成长的过程。互相学习,对两岸画家起到双赢的作用;不学习而孤芳自赏,同样进行中国画创作,对大方向不会产生好的作用。

      ▲如何开始在中国画中融入西方画法,形成自身风格?

      江明贤: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就学习中国书画,也学习欧洲绘画。1972年,我在台北省立博物馆第一次办个展。结束之后,强烈感到创作上要更有进步的话,需要去海外拓展见识。也是因缘际会,有一位神父也劝我留学,西班牙方面提供一些奖学金。我在创作上也遇到瓶颈,像徐悲鸿、刘海粟等前辈画家也有留学经历,对他们的艺术生涯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效仿前辈,我也到欧洲留学。在欧洲留学期间,研究了西洋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流派,分析它们的表现技巧和技法;在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教授水墨画期间,对美国的现代艺术特别是抽象表现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这个过程中,我的作品很自然地形成受西画影响的中国画,而不是纯粹传统的中国画这样的风格。

      比方,水墨画不太讲究色彩,我把西方人重视的色彩融入水墨画当中。中国画不讲究透视、光线,我也有意无意在水墨画对这方面有所加强。布局、构图、技法的表现方面,中国画不太用直线来表达。古时候画建筑都是用尺去画,叫做界画,非常呆板。建筑是人物或山水的附属品,不是独立的,我现在画建筑都是一张独立的作品。而且我画建筑大量引用西方的直线条来表现,西方认为直线代表力量,是一种美;东方认为柔能克刚,画山水、人物都是用曲线来表现。水墨画的留白、实跟虚、强与弱、题字、印章,这些优点我都保留下来。此外,我也受到前辈画家的影响,像徐悲鸿校长等人,他们也是受到过西方绘画的影响。

      ▲您曾拜会过张大千、李可染、刘海粟等大师,对创作有无影响?

      江明贤:我很幸运!爱新觉罗·溥儒(溥心畲)、张大千、黄君璧在1949年渡海到台湾省,他们的国画艺术创作生涯跨越海峡两岸,均有很高的造诣,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一流的大家,被称为“渡海三家”。溥心畬、黄君璧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,黄君璧当时是系主任,对我的山水画影响最大。张大千虽然没有在师大任教,但他的两名学生在师大任教,后来成为我的同事。我还有两名老师是徐悲鸿校长的学生,其中有孙多慈。1988年去拜访李可染,他拿出一叠写生的稿子一张张给我说明,两个小时受教不浅。1987年在香港结识刘海粟,1988年到大陆办展的时候,我们一起爬黄山,合作作品,最后送给我。刘海粟注重鼓励年轻画家,言传身教深深影响我。

      ▲中韩文化相近,绘画相互影响甚深,江老师对韩国画、画家的印象如何?您可否对怎样促进、深化这方面的交流提出建议?

      江明贤:韩国与台湾在这方面的交流很少,对于韩国画家不是很了解。中国美术史非常丰富,求学时东方美术史都以中国为主,有些忽略到韩国。韩国与西方交流很多,台湾与日本交流比较多。韩国与中国同处东亚文化圈,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,吸收别家的营养,形成自己的民族风格。书画在韩国也很普及,加强双方的交流需要官方配合。韩国2018年举办全南国际水墨画双年展,发现韩国的作品与传统不一样,以西方的技法在宣纸上作画,变得比较现代。民间接触的韩国画家,比较喜欢传统的书画。

      ▲“云月八千里”作品都是在哪些地方创作的,对哪里印象最深?

      江明贤:来首尔之前在北京中国美术馆、江苏省美术馆、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举办过展览,现在延伸到海外来到韩国。它的意义就是说两岸的文化交流不仅是两岸内地,也延伸到海外其他国家,要让国际人士了解两岸的文化交流是很频繁的。在北京展出100张作品,首尔因场地所限,只带40幅作品。主题是“一带一路”相关题材,跟“丝绸之路”、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有关。“丝绸之路”从古都长安联通地中海各国,但也不局限于非得从西安开始,中亚没有去,我从北京一直画到新疆,也有云南茶马古道,还有几幅东欧的作品。其实每一幅作品对我而言都很重要!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桥以其悠久的历史和建筑艺术闻名,一座桥就是一个艺术品,算是一个代表作。还有嘉峪关、祁连山下、布达拉宫……

S.T.X Photograph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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